我最喜欢的生活，是每当我早上睁开眼睛，你和阳光都在。
我最好的手术状态是晚上8～12时，那时，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只有手术机器在响。一台台手术结束了，就像一件件艺术品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只有很少人能够理解的“艺术品”。
我的门诊经常要到晚上9点、10点才结束，一天看名左右的患者。有一次居然看到半夜12点，那天看了多名患者。
曾经，有2位小患者送给我一首诗，我至今记得，诗的名字就叫：《从圣洁飞来——医院眼科主任赵培泉》。
——《指尖上的光明》
回归医学慈善救助的本质
我是年参加的高考，当时最想从事的有两个行业：教师和医生。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职业比较光荣。
彼时，我们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国家很重视教育和医学。看到家乡医疗资源特别匮乏，于是我最终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从此一门心思钻研医学。
当年我在学校开始实习时，可以选择的实习科室除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外，还有眼科、皮肤科等。班主任根据学习成绩让我们选择科室，也就是说，学习好的学生先挑。而我当时的成绩大概是第一或第二名的样子，可以先选，于是我就选了眼科。后来考取了上海的眼科专业研究生，并最终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DOCTOR在日本留学，让我学到了很多年，从青岛医学院（现青岛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我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上海医科大医院（以下简称“医院”）做研究生。我当时属于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类型，眼科专业，4年就可以完成硕博连读。
年博士毕业后，我留在了医院工作。我的恩师，眼科泰斗王文吉教授、陈钦元教授等前辈们教导我们，要以“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为信条，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一生的追求。恩师们的教导一直印记在我的心灵深处。
～年，国家教委有一个公派日本留学项目。当时日本研究生制度里没有博士后这个名词。日本的文部省和厚生省（相当于我国的教育部和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接收我们这些留学生，专门发明了“ポスドク”（博士后）这个词。
当时要争取这个留学名额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通过单位推荐、国家的面试和复试。经过选拔，最终全国只有7名医学生入选，很幸运的，我就是其中一个。
去留学前，陈钦元教授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王文吉教授对我去日本学什么专业的问题给予了指导。我研究的领域是视网膜，王教授就建议我学习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因为当时我国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治疗领域还是空白。多方打听后，日本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做得最好的是日本福冈大学医学部的大岛健司教授。我写信给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
到日本后，大岛健司教授很快就帮我申请到了临时行医执照。当时签发临时行医执照的是时任日本国厚生大臣的小泉纯一郎（他后来做过日本国的首相）。这样我就可以接收、检查患者，也能在病房里写病历、管理患者，还可以上手术台做助手，甚至做主刀医生。
两年期间，我在专业技术方面学到了很多，同时也学到了日本医生的服务理念、服务态度，这让我终身受益。至今，我仍记得在日本福冈度过的两年美好时光，有大岛健司这位久负盛名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泰斗提携，做临床，做科研，心无旁骛。
日本医生的培养也采取“传帮带”的制度，但教学体系相对比较完善。我在出国前，已学会了白内障和常规视网膜脱离手术，但是玻璃体手术刚刚接触。所以，我的玻璃体手术也是跟大岛健司教授学的。当然，我重点学习的还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和治，这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大的收获。
回国后，我致力于国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亚专业领域的发展。7年，我加入上海交通大医院眼科，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科室目前已成为诊治小儿视网膜病变的全国性中心。
如今，每当和一同去日本留学的老同学们回忆起这段经历，我都会感慨这段留学经历带给我们的帮助，也一直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政府和上海医科大医院对自己的培养、支持和关怀，感谢恩师们对我的教导。
DOCTOR累，并快乐着“给患者解除病痛、用爱心点亮患者‘光明’是眼科医生的天职”——这句箴言在我心中始终铭记。无论患者贫富贵贱，都要尽己所能帮助他们解除病痛，恢复健康。作为一名医生能得到患者的信赖和同行的认可，是最快乐和自豪的事情，付出的再多也是值得的。
我一年要做0多例以视网膜疾病为主的手术，每个病例都有一个故事。
做医生，有点像做工匠，所以医生也应具备一种工匠精神。眼科手术要求精细、准确、干净，不能拖泥带水。一般一台手术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但是特别复杂的手术需要用上2、3个小时。
我最好的手术状态是晚上8～12时，那时，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只有手术机器在响。一台台手术结束了，就像一件件艺术品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只有很少人能够理解的“艺术品”。这些人仅限于主刀医生、助手和护士。
前来就诊的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病人状况也大多很复杂，医院做过几次手术不成功，视功能极差。找到这里的，都是“死马当活马医”，甚至“死马当死马”也要医。病人与家属都觉得已经钻进了死胡同，永远出不来了，却还是不死心，硬是要赌一下。那么，我们只好下赌，把死胡同打通。好在，赌赢的几率有90%以上。
年5月18日，一个双眼视网膜脱离的早产患儿，一只眼刚做好，正在准备另外一只眼的手术时，孩子突然发生心律失常，从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急转室颤，好在事前做了预案，麻醉医生都在，赶紧进行除颤和有序地抢救，一直手术到子夜。孩子是幸运的，除颤很及时。如果稍有耽搁，孩子就没救了。
面对海量的患者，我们只能加班加点来完成诊治。行医多年，我几乎每天都是处在与疲倦作斗争的状态。我的门诊经常要到晚上9点、10点才结束，一天看名左右的患者。有一次居然看到半夜12点，那天看了多名患者。
极度疲劳时，我不用躺着，坐着甚至站着都能睡着。有一次，手术做到次日凌晨2时，我回家一坐上出租车就睡着了，到家门口司机怎么叫都叫不醒我，这下可把的哥吓坏了。医院附近，他以为我突发心脏病了，医院急救室。结果闹出了一个笑话……
做医生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自己治疗的患者得到了良好的恢复。做老师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把我传授的知识融会贯通，把我的newidea（新点子）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为了这两件事，我虽然很累，但还是感觉很幸福。
当然了，忙归忙，我还是有业余爱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天对体力和精力高强度的消耗的确会让我感到有些疲惫。作为医生，我也希望像别人那样，能每年有点时间出去休整一下。
我们眼科界有一位摄影大师，是他把我领上了摄影的道路。现在每年我都会跟他一起出游一周。这几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去南极和北极地区捕捉美丽的极光。南极可以登陆，北极顶点全是冰，去不了，我们就围着北极圈在转。
这几年，我们游历了冰岛、格陵兰岛、加拿大的黄刀镇，年我们还去了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DOCTOR慈善使医学回归本质现在人们经常讨论医学的本质，我认为医学是一个带有慈善救助性质的行业。我现在也常对我的学生们讲，我们要回归医学的本质。
—年我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不久，医院的一个代表团带到了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山东省东营市，那里是胜利油田所在地，医院医院。医院来了20多位医护人员，他们医院的眼科医生一起为患者做了几天的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临走时，医院的松井院长还将包括超声乳化仪在内的很多眼科医院。
这是我策划并实施的第一个慈善活动。为了做这个活动，在我留学的后半年，几乎每周都要打两三次国际长途和国内的政府部门联系相关事宜。
0年，我第一次带领国家医疗队前往云南的香格里拉。那是国家红十字会白内障复明工程，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组建医疗队支援边远贫困地区。从此，每年的义诊至今从未中断过。
我仍记得第一次去香格里拉维西县时的情景。那里是高原，紫外线强烈，住宿条件艰苦，整个维西县城只有一个浴室。当时县长来接我们，从丽江到玉龙雪山下，一路泥泞。全县16万人口分布在大山里，一些老人根本没法出来接受手术，出山一趟，要儿子背着爬一天的山路。县里经常没有电，做手术要靠发电机。当时，我靠着从一家公司借了一台便携式超声乳化仪，在当地做了88例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回上海后全身脱了一层皮。
从那之后，我又陆续参加了各种慈善活动，而参加过的比较系统的慈善活动，是当时医院的张兴儒教授和一些企业家共同发起的慈善光明行活动。这场活动前后进行了12站，我参加了其中8站。
慈善，不应仅仅是单纯地给予患者的救助，还要结合对当地医务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张兴儒教授是慈善光明行活动的总领队和灵魂人物。我从参加第一站活动开始，就建议他有意识地加强对当地医生的教育和培训，并选派当地的眼科医生到上海来进修。
有一次我们来到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经与当地的州长沟通，建议他们选医院来学习，州长当场就同意了，派了一名医院进修了一年。她回去之后，我又派科室的副主任医师郑岩医生去陪练了她三个月，这样，她就完全掌握了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对于一座约有30万人口的县区，有这样一个我们培训出来的眼科医生，就基本能解决大部分眼科问题了。
年，上海市曾举行过一次上海代表团援助摩洛哥的慈善光明行活动，当时张教授生病，由我代替他带队。最后一站在新疆喀什叶城县，因为张兴儒教授已经病重，这一站也是由我带队。
如今，虽然张教授已过世，但参与该慈善活动的人士，包括北大国发院学员、上海资深慈善家，还有参加了五届以上的资深慈善医生，大家多次开会讨论，希望把这个慈善活动继续做下去。
年8月份，我们计划到喀什的塔县开展慈善光明行活动。喀什地区是维吾尔族人的聚集地，有6个县，每年开展一个县，完成对该县的慈善光明行活动，要花6年时间。
我们发现，维吾尔族人民对上海对口援疆的教育和医疗活动非常欢迎。我们给他们做白内障等各种手术后，他们对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都能感受到。为了支援西部，为了民族团结，我们也会一直将这个活动在南疆地区进行下去。
DOCTOR前进的动力在慈善活动中，我们也碰到一些疑难病例，如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同时合并其他一些发育异常的病例。受当地医疗设备条件的限制，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医院，治疗以后再送回家。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小女孩。当时在西藏接诊时，她还很小，浑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很脏，眼睛患有白内障，什么都看不到。由于我们带的人工晶状体没有合适的度数，没法在当地做全麻手术，所以我们就把她接回了上海做手术。手术后，温州眼视光学院的医生对她也很
